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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献郑和”到“文化郑和”——近十年国内外郑和研究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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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献郑和”到“文化郑和”——近十年国内外郑和研究评述

从“文献郑和”到“文化郑和”——近十年国内外郑和研究评述

彭勇[1]

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首航六百周年。2001年4月,中国政府决定成立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此后,政府机关和学术团体等陆续筹备组织研究会议和庆祝活动,掀起了“郑和下西洋”研究的热潮。新世纪的前五年,海内外筹备的大型国际和国内学术研究会不下50次,发表有数千篇(部)作品,把郑和下西洋及其相关问题全面推向新高潮;后五年,在总结、反思郑和传统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基础上,逐步拓展郑和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视角,海外学者尤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概言之,前期的郑和研究的主要成就在“文献郑和”的整理与挖掘,后期的突出成就主要是“文化郑和”的诠释和演绎。

一、“文献郑和”在寂静中坚守

传统文献的载体主要有纸张、甲骨、金石、简牍和帛书等。“传统文献学以文献文本为研究对象,现代文献学以文献工作为研究对象;传统文献学以文献文本的整理研究为目标,现代文献学以文献内容的开发利用为目标;传统文献学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现代文献学以开发、检索文献内容为大众服务为出发点。两者区别颇大,不宜混为一谈”。[2]就郑和研究而言,明代史学研究依据的主要传统文献载体是纸张。本文所谓“文献”以传统纸张文献为主体,虽言及其他载体,亦仅考虑其文本记录功能。

近十年,学界集中出版或再版了一批郑和研究论着或相关文献。主要有万明点校的《明抄本〈瀛涯胜览〉校注本》(海洋出版社2005年),李土厚的《影印原本郑和家谱校注》(晨光出版社2005年),郑自海着《郑和世家宗谱》(晨光出版社2005年),法国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中华书局2003年),郑一钧着《郑和全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等。

围绕郑和首航纪念活动,郑和研究文论的整理以及纪念论文集也相继出版或再版。主要有王天有、徐凯、万明等编辑《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郑一钧主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海洋出版社2005年),姚明德、何芳川编《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海洋出版社2005年),郑鉴秋等编辑的《百年郑和研究资料索引》(上海书店2005年)。吴海鹰主编《郑和与365bet投注在线_365bet电子游艺_365bet提现失败伊斯兰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郑言荟主编了论文集《郑和研究之路》(海潮出版社2006年)。杨怀中主编的《郑和与文化对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苏纪兰主编的《郑和下西洋的回顾与思考》(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郑明主编《云南省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活动文集》(云南科技出版社2006年),杨槱先生所着《郑和下西洋史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刘正江主编《2009郑和与航海国际论坛论文集》(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等。

上述论着既回顾了百年来郑和研究的发展历程,也揭示了新时期郑和研究的新观点、新史料和新方法。专业论文在研究、使用、挖掘传统文献和拓展文本文献的思路方面进行了认真而大胆的工作。

1.“西洋三书”

研究郑和下西洋最重要的原始文献有人概括为“三书一图”,即《瀛涯胜览》、《星搓胜览》、《西洋番国志》和《郑和航海图》,前三书又称为“西洋三书”。近年来,学界利用这些文献,尝试重新解释郑和的传统问题,并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

苏月秋发表的系列论文比较“续四库”本与万明“点校本”等版本之异同,指出续四库本虽为删改本,但内容仍存在可取之处。[3]

张箭利用“三书一图”的记载,分析火药和指南针在郑和下西洋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4]顿贺认为,《明史`郑和传》、《瀛涯胜览》、《客座赘语》、《国榷》、《三宝征彝集》、《郑和家谱》和《三宝太监下西洋记》等文献不具备作假的常理,有关郑和大号宝船尺度长44.4丈(或44丈)宽18丈的记载是可信的。[5]

陈平平依据张洪《归田稿`华夷胜览序》与吴讷《思庵文粹》,并参照《明实录》、陆容《菽园杂记》、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茅元仪《武备志`郑和航海图》、张燮《东西洋考`文莱》等,认为《明史`郑和传》关于郑和七奉使,所历三十余国中有浡泥之说,并非没有任何史料根据、纯属臆断。[6]周运中对比《星chá河胜览》、《郑和航海图》与明末张鼐《宝日堂初集》并考订了榜葛剌国的位置。[7]他的《郑和下西洋所见四种异兽考》考订了“三书”所载异兽的基本史实,参校《岛夷志略》和《诸蕃志》等文献,认为占城国野水牛、满剌国黑虎、溜山国马鲛鱼和阿丹国青花白驼鸡等四种异兽为前人误考或未考。[8]

谭金土依据传统文献《明史》、《明实录》、《西洋番国志》、《瀛涯胜览》和《西洋记》等,又结合墓志铭、地方志和医古文等,钩沉并分析郑和下西洋的医务人员、医疗实践、医药交流活动和文化崇拜等。[9]

2.古地图

2002年始,一位被称为“业余历史学家”的英国海军退休军官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的研究引爆学术界,他说“郑和在哥伦布之前就到达了北美洲,是发现新大陆的第一人”。当年11月他发表了《1421:中国发现世界》(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其主要观点是:1421年3月3日,郑和率领107艘船只第六次下西洋,抵达古里,11月时郑和率一支船队返回。另外船队由洪保、周满、周闻等率领继续航行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到达大西洋佛得角群的圣托交脱(Santo antao),沿大西洋赤道洋流西航,然后他们开始各自的航行。其中,洪保和周满的船队到达南美洲,并达到了澳大利亚,周闻的船队到达北美等地。他的主要证据是航海图,并运用了考古学和人类学等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10]

孟氏的观点一经问世,在国际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国内专业人士几乎一致的反对。总体看,批评远多于赞同。具体有四种观点:一是反对,二是需要时间检验,三是部分同意,四是赞同。[11]但值得肯定的是,孟氏的观点至少在两个方面促进了海内外郑和问题的研究,一是国际社会关注郑和的热情高潮,二是国内外学者对古地图的研究更为重视。

范金民认为,洪保、周满、周闻的航线是凭空虚构出来。在孟席斯那里,没有时代概念,没有地理概念,没有史学规范这一说。[12]张施娟、龚缨晏认为《毛罗地图》上被孟席斯视作重大“发现”的那条注文,不可能来自康蒂,找不到与郑和船队有关的直接证据。实际上,类似的地图早已存在。[13]

沈福伟通过对中西文献史料对比认为:《郑和航海图》绘制于1415年,最晚不迟于1420年;第五次下西洋期间闯过非洲南端厄加勒斯角,进入大西洋,中国帆船最先进入了好望角海域,比迪亚士早60多年发现好望角。[14]南炳文认为,从《大明混一图》来看,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时绕过好望角似甚有可能。[15]

李兆良比较倾向于孟席斯的说法,他认为,利玛窦一向被认为在中国明代中叶带来了西方制图和科学,利玛窦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1602年)被认为源自Ortelius(1570年)之地图。然而,详细分析结果并非如此。“原图”的中国部分与明初永乐时代有密切关系。利氏地图曾在中国参考的第一手数据(比如,郑和下西洋时的航海图)可能已经遗失,但保存在利玛窦世界地图中。明人若拥有欧人没有的美洲、非洲地理知识,最大可能是来自郑和之旅,即郑和大航海已经抵达美洲。明代中西交通史、郑和下西洋及利玛窦西学东渐的部分史实应重新评价。[16]

周运中认为过去学界长期使用的《郑和航海图》是向达先生根据《武备志》所录图的整理本,这个版本并非出自天启《武备志》原刻本,而是出自清初的删改本,《故宫珍本丛刊》中所收录的《武备志》才是明原刻本。过去学界只知《武备志》中有此图,其实成书于明末的《南枢志》中也录有此图。[17]

张箭认为《大明混一图》应该是一幅明洪武年间绘制的。同期,周运中考证了三个问题:一是对前人没有详细叙述的和刻本《武备志》之《郑和航海图》的评介;二是《郑和航海图》海外地名打金山的考证;三是对明末人在两种版本《郑和航海图》序言里都提到的“武功”二字的释义。[18]卢良志对郑和时代以及中国古代航海地图的产生发展加以梳理。[19]

3.选簿

范金民辑录并研究了广西师范大学影印出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中有关郑和下西洋武官的资料。[20]徐恭生对此也有专题研究。[21]显然,对选簿这一重要原始文献的使用还可以再加深入。

4.其他文本文献

除《明史》、《明实录》等基本文献外,学者也广泛搜集其他文本文献。

家谱

马经指出,研究郑和世家事迹除典章正史外,散落在民间的碑传谱牒可略补史志之乏载或不足。[22]

郑和的第十九世孙郑自海介绍了郑氏家谱的源流、流传、寻访过程及首序的基本内容,并介绍了续修的《南京郑和家谱》编修情况。[23]

笔记小说

毕全忠依据冯梦龙《智囊》所记的刘大夏销毁航海图的问题、祝允明在《野记》中“巴喇西”一词与Brazil(巴西)一词的关联性等,支持孟席斯的观点。[24]吴德义对寻找“建文帝之说”的由来从史源(诸类文献记载的历史传承)的角度分析,认为朱棣遣人寻觅建文帝的说法,最晚出现在嘉靖三年王鏊所着的《震泽纪闻》中。[25]

唐yǎn对《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与《镜花缘》两种文献反映的海洋观念比较研究,认为在明清两朝厉行海禁的大背景下,二书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26]张祝平认为,郑和下西洋对明代“海洋文学”的创作和繁荣创造了条件,带来了明代的海洋戏剧的新生机。[27]施存龙认为,应当正确评价王景弘的历史地位,不该把王景弘写成反面人物。[28]

张祝平认为,《镜花缘》作为一部涉海小说,其部分内容与“西洋三书”相似,但它对社会风俗的思考比“西洋三书”更为深刻和厚重。[29]

剧本

万明对明宫廷“内府剧戏”《奉天命三保下西洋》的版本、内容及社会意义等详细研讨,拓展了郑和及其时代的研究视野。[30]

佛经和道藏

浙江平湖发现署名郑和《妙法莲华经》,是迄今发现的写有郑和姓名的唯一一部手写佛经,为研究郑和生平、平湖报本塔的历史变迁、平湖陆氏家族等提供了实物资料。程杰对此进行了研究。[31]时平认为,《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应经》对研究郑和下西洋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天妃信仰活动中明显渗透了明初政教合一的特征。[32]吴聿明考辨了“郑和印造大藏经”。蒋仓仓认为平湖报本塔中的那卷明代金书经卷缘起于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心愿,始制于宣德八年(1433年)。邵恩库探讨了形成了清朝同治八年(1869年)的一部重要的史料《天房图瑞出》价值,及其与郑和下西洋以及与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等相关问题。[33]

怀韵在《正统道藏》中发现,《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的题识详细记述了杨敏所遇飓风事,他认为,“三宝信官杨敏漂流”事,历来被认为仅见于向觉明所藏的清初钞本残卷中。[34]

其他方面

周运中论述了《新增格古要论》一书中明初中外交流的史料,认为鹤顶红、西洋布等在明朝的出现和大量使用可能与郑和下西洋有密切的关系。[35]廖楚强指出,《名山藏》所载郑和下西洋的史料比清钦定《明史》更有价值。[36]

5.外文(民族)语言文字史料

马来文

香港学者钱江介绍了《三宝垄纪年》与《井里汶纪年》这两部用马来文撰写的印尼早期华人留下的文献。[37]

葡语文

金国平、吴志良主要分析葡萄牙的史料,认为“孟席斯对他引为全部理论基础的葡语文献的历史背景和学术发展所知无几,甚至可以说一无所知”对其立论基础进行全面反驳。[38]

阿拉伯文

盖双介绍了阿拉伯古籍文献《埃及和开罗国王中的耀眼星辰》(al-Nujūma ZāhirahFīMulūkMisrWaal-Qāhirah)及其价值。他通过对较日本学者家岛彦一的《郑和分〈舟宗〉访问也门》引用的埃及文献麦格里齐(1364—1441,al-Maqarīzī)的《道程志》(al-Masālikwaal-Mamālik)(中国学者笔下也常译作《道里邦国志》),以及点英国学者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中国人于1421—1423年间环球航行证据索引》之“史学家们的描述”一节中曾提到:“依本`塔格里`白第(埃及)/《埃及史》一书,指出阿拉伯古文献中透露出的郑和船队的重要信息。”[39]

泰文

泰国泰中学会副会长黎道纲利用英文和泰文资料,结合汉籍文献考订了郑和入暹问题、“佛高与屋齐”的佛寺、梵瓦立与西塔故事等与郑和的关系。指出,张燮在《东西洋考》里对逸事记载未加考察的失误,竟然成为某些人否定郑和伟大贡献的创举。[40]

印尼文

孔远志主要结合海外文献资料的记载、特别是(印尼)茫雅拉查`翁冈`巴林桐安的专着《端古劳》,联系历史时期东南亚的社会背景,分析了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关于郑和在海外传播伊斯兰教的研究很少的原因。[41]

6.文物、遗存等物质文化遗产

近年来,学术界越来越重视田野资料在郑和研究中的价值和地位,传统文献中的金石、建筑、器物越来越受到重视。

墓葬

2010年,《郑和研究》第3期开设“南京洪保墓等考古发掘、研究专辑”,其中陈大海所撰《南京祖堂山明代都知监太监洪保墓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及认识》介绍了郑和下西洋时副使洪保墓葬及出土的《大明都知监太监洪公寿藏铭》情况,邵磊介绍了宣德五年(1430年)时与郑和同官南京守备太监宦官杨庆的墓葬发掘的情况,[42]邵磊所撰《明代南京守备太监罗智墓志考释》对南京市博物馆征集的罗智墓出土的镇墓石兽和石墓志做了介绍。此外,2004年12月在南京江宁区发现的汪浩古墓亦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王宏、马涛撰文《汪浩事迹小考》,以“大明骠骑将军都督佥事汪公墓志铭”为中心,考订了墓主汪浩的军功仕宦历程——汪浩曾负责郑和下西洋的海船修造工作。2007年在南京市雨花台区发现的明初张赫墓,亦反映了明初海运的基本事实,岳涌撰文《航海侯张赫与明初海运》做以介绍。

碑刻

潘群对研究郑和思想的重要典籍《非幻庵香火圣像记》进行了深入剖析。[43]范金民对宣德六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驻泊太仓时立《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的三种碑文抄件进行比勘。[44]

刘迎胜对处于东西海路交通上的重要地位、郑和下西洋时宝船队的主要停靠地之一的锡兰山所存碑刻进行了深入剖析。该碑为汉、回回(波斯)与泰米尔三种文字合壁之碑。[45]吴之洪认为,《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是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三下西洋时所立,现存于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46]

青花瓷

万明指出,在中国,从唐代产生青花瓷,但直到明代青花瓷才脱颖而出,黄金时代在明朝永乐、宣德年间,这与郑和下西洋在时间上重合,它与郑和下西洋有密切的关系。[47]鲁宁、王健华指出,郑和下西洋极大刺激了永宣青花瓷的生产能力,并对提高这一时期青花瓷的品质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郑和带回的诸国土产中,“苏泥勃青”是一种优质瓷绘原料。苏泥勃青的输入随郑和船队的启程而始、停航而终。[48]

塑像

万明从明朝衣冠制度出发,依据五种历史文献和塑像形象资料,认定福建长乐显应宫出土的彩塑主塑像就是郑和。[49]

钱币

叶伟奇认为,郑和下西洋不仅带去丝绸和茶叶,还带去“永乐通宝”。为满足下西洋贸易和赏赐的需要,永乐六年(1408年)开铸永乐钱,郑和下西洋把永乐通宝演变成当时的国际硬通货。近年来,在南中国海及环印度洋周边国家和地区,从肯尼亚、坦桑尼亚到阿曼、伊朗,从斯里兰卡、印度到泰国、马来西亚,都有永乐钱出土。[50]刘平介绍了明初钞法、白银和椒木等货币形态,下西洋作为以国家名义进行的航海活动,目的是为了解决明代货币信用问题,这是郑和远航的更为重要和直接的原因。[51]

其他物质文化遗存

在郑和活动的重要地区,相关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调查、整理、研究与保护在近年得到极大的重视,这些文化遗存资料丰富、补充了郑和研究的文献资料,推进了郑和研究。

二、“文化郑和”在喧嚣中的繁荣

对“文化郑和”概念的提出并予以阐释的,是厦门大学的曾玲教授,她主编有《东南亚的郑和记忆与文化诠释》(黄山书社2008年)一书。她说,“东南亚视野中的郑和,虽然是以中国明代的郑和为基础,但却是由包括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在内的东南亚各族群,以当地文献、宗教仪式、神话传说和社会民俗等方式,诠释的一个他们所认同的文化的郑和”。在这里,郑和已走出了史家意义上的“文献郑和”,它被赋予许多超自然的神力,郑和及其“崇拜”并非形成于中国本土,这里的“郑和”是由包括华人在内的东南亚各族群共同造就出来的神明。郑和已衍化成一种文化象征,它所代表和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所实践和追求的国与国之间睦邻友好、和平外交、不同宗教与文化族群之间相互接纳、和谐相处、互动融合以及积极进取、不畏艰险的普世价值。[52]薛三让认为,“文化郑和”凝结了一种气魄,它不仅具备作为文化历史现象的自在价值,更有能为现实所借用,能不断地被开发、不断地被利用、不断地可推动文化事业做强、做大的内在价值,这对中国、对世界有着无以估量的开发前景及广阔的推动经济发展空间。[53]时平提出郑和文化价值的延伸与创新问题,这也是21世纪初郑和研究出现高潮形势下,学术界在探索其未来发展走向时提出的新命题。[54]

对“文化郑和”关注的持续高潮是海内外对“郑和文化”关注的深入。“郑和文化”与“文化郑和”之间的关系在于,对郑和文化的研究仍然是以历史学为基本范畴,它是传统“文献郑和”研究组成部分的拓展,而“文化郑和”概念的提出及相关活动,标志着对郑和的关注已经从纯粹意义的学术研究走向更为广大的区域。围绕郑和下西洋及其时代,社会各界对相关的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等尝试进行多层次的解读,郑和已演变成一种文化符号或文化元素。

谨慎地考虑,“文化郑和”现象主要有:国际文化视野、地域文化视野和学术文化视野等三个方面。

(一)国际文化视野下的郑和

郑和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当国内的郑和研究渐趋常态之时,海外学者对郑和的关注方兴未艾,海内外社会各界合作研究的举措越来越多,孟席斯和他的着作既是其中之一,也是积极的推动者。

何芳川对郑和远航与西方大航海时代的文明进行比较,认为郑和率领的中华远洋船队,怀着强烈的文明使命感,全方位地传播了中华文明,特别是传播了“共享太平之福”这一中华文明的核心观念——和平,在增强中华文明与亚非大陆各民族的了解与友谊当中,积极促进了那里文明化的提升。与此同时,就是所谓西方开启的大航海事业,虽然充满了暴力与野蛮,却在人类文明走向近代的过程上,树立了一个更高的高度,值得思量。[55]

2010年7月5—8日,新加坡国际郑和学会与马来西亚马六甲州政府、马六甲博物管理局及郑和文化馆在马六甲古城联合举办了大型郑和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英国、美国、日本、巴拿马等16个国家与地区的345名学者汇聚一堂。研讨会以“郑和与亚非世界”为主题,分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与文化传承、郑和与海洋文明、郑和与宗教和谐、郑和下西洋遗迹与考证四个专题组。会议确定了郑和国际研讨会每两年一度的轮替方式,下一届郑和国际研讨会2012年将在中国南京举办。[56]

除曾玲的《东南亚的郑和记忆与文化诠释》一书关注的重点是东南亚视野中的“郑和”,借鉴王明kē关于“历史记忆”的理论架构,以东南亚的“郑和记忆”和文化诠释为题,从郑和下西洋六百年来东南亚社会发展与历史变迁的脉络,研究文化范畴中的“郑和”。

孔远志和郑一钧合着《东南亚考察论郑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是作者多次访问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以及澳大利亚、荷兰、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寻觅或实地考察了当地的郑和寺庙和遗迹,搜集了大量有关郑和的寺庙、传说、研究郑和的机构、论着和纪念活动等珍贵资料。

新加坡国际郑和学会会长、马来西亚马六甲郑和文化馆馆长陈达生撰写《郑和与东南亚伊斯兰》在吉隆坡以马来文、英文和中文正式出版(海洋出版社2008年)。该书不仅驳斥了西方关于“郑和是最早的殖民主义者”歪论,也利用翔实的材料,为读者展示了“东南亚的回教来自郑和”这一的观点。在2010年的“中国航海日”来临之时,陈达生《从灵山圣墓到东南亚回教传播:郑和的贡献》认为,在东南亚的回教产生与传播方面,郑和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十五世纪初郑和下西洋大大加强了中国源头论,郑和下西洋为马来群岛伊斯兰教传播的中国情结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57]

郑一省从文化学的角度入手,分析印尼的华人和当地其他民族对郑和遗迹、遗物的钟爱与向往,逐渐形成了“郑和崇拜”。崇拜活动不仅丰富了华人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增强了凝聚力和认同感,保存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成为推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友好关系向前发展的因素之一。[58]

(泰国)黎道纲批驳了新加坡大学J.WADE博士蓄意利用《东西洋考》的“论据”,丑化和贬低“郑和下西洋”历史作用的错误。[59]

此外,《郑和研究》在2008年第1期设有“纪念浡泥国王逝世600周年”专栏,明代的浡泥国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文莱,2007年是浡泥国王逝世600周年暨浡泥国王墓发现50周年,南京举办了纪念研讨会。

在非洲,中国与肯尼亚联合探索郑和沉船考古工程2010年正式启动。从2005年始,经过了5年的调查论证,秦大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的小组得出了三点结论:“第一,拉穆群岛仍居住着中国人后裔,相传他们是郑和船员的后代;其次,拉穆地区是中国古瓷器的仓储之地,在肯尼亚发现的40多处中国古瓷遗址中,拉穆地区是最重要的一个;第三,拉穆群岛的帕泰岛附近海域可能有中国沉船。”[60]2010年2月23日,《中国和肯尼亚合作实施拉穆群岛地区考古项目实施合同》在北京签字,标志着为期三年的该项目进入正式实施阶段。[61]除肯尼亚外,索马里也有郑和下西洋的文化遗存。索马里驻华大使默罕默德`阿威尔称:“我知道在我们那里的海底,有郑和留下的宝船,我们很想等有条件时进行打捞”。[62]中国与非洲有关郑和物质与非物质遗存的发掘与调查值得期待。

郑和下西洋对处理当下国内和国际关系也有启示意义。李新烽认为,郑和七下西洋四赴非洲是新中国成立前中非关系发展的顶峰,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李松竹有《郑和下西洋对解决南海争端的启示》。张晓林《中国海军亚丁湾护航与和谐海洋的构建》,都以郑和为话题,探讨了海洋事业与海洋文化等问题。[63]

(二)地域文化视野下的郑和

郑和的家乡云南、生活和任职的南北二京以及下西洋出航重要城市(地区)的江苏、福建等地,郑和研究受到持续的关注。郑和研究在丰富地域文化、促进地域经济和加强地区联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江苏南京和太仓的郑和相关遗址已得到充分调整与研究,成果也最为充分。江苏省郑和研究会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是他们主持的江苏省社科联“应用研究”立项课题成果。报告对现存在南京和太仓的郑和文化遗存,如郑和府邸——马府、郑和墓、宝船厂遗址、龙江关、大报恩寺遗址、龙江天妃宫、静海寺、净觉寺、浡泥国王墓、刘家港、太仓天妃宫、《通番事迹碑》和周闻天夫妇墓志铭等一一介绍。[64]此外,《郑和研究》近年对上述遗址还另有专文研讨。

鉴于南京市经过长期论证,已决定重建金陵大报恩寺琉璃塔,江苏省郑和研究会在极力组织和倡导下,学术界围绕南京大报恩寺重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它是2007年郑和研究的一个亮点。《郑和研究》开辟专栏发表10余篇文章进行集中探讨。

作为南京“郑和下西洋文化园”的主要规划师,周武忠,王金池,李鑫等对南京的“郑和”资源、中国文化主题公园建设现状和目标市场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郑和下西洋文化园”策划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创造在全国乃至世界具有震撼作用的郑和历史文化主题旅游精品。[65]钟惠芳将“郑和”、“静海寺”与“博物馆”的建设放一起进行了思考研讨,认为,明成祖敕建的南京“静海寺”就其功能而言,是一座“国际友谊博物馆”或“航海成就博物馆”。[66]

在云南。郑和故里晋宁以“中国航海日”为契机,在每年的7月11日举办“国际郑和文化旅游节”,通过举办“国际郑和文化旅游节”,推动郑和文化的挖掘与研究。2010年举办的“中国`昆明泛亚国际郑和文化旅游节”,以“走近郑和、共建和谐”为主题,邀请了泰国、印尼、马达加斯加、英国等26个国家的驻华大使、领事、参赞参加开幕式。把“郑和文化”的国际文化、地域文化、商业文化等方面结合在一起。[67]

在福建。肖忠生介绍了因郑和下西洋时经过福州闽江口一带,并停泊在太平港候风开洋而留下的遗迹。陈亚昌《试论郑和下西洋与建文帝藏匿福建华藏寺——兼谈郑和下西洋是两段式航行》认为,郑和东征日本是押送建文帝去福建藏匿的烟幕弹,实际上,所谓郑和东征是成祖朱棣捉拿了建文帝,派郑和秘密将其押送到福建的华藏寺,华藏寺之名有秘密软禁建文帝之嫌疑。郑宽涛《建文帝隐藏闽侯雪峰寺与郑和谋面之我见》通过对福建闽侯雪峰寺的考察,结合《罪惟录》与清代《江宁县志》等史料分析,提出“建文帝曾藏身雪峰寺并与郑和谋面”的推断。福建闽侯雪峰寺是建文帝逃难隐居是最重要的地点之一。作为郑和下西洋的“伺风开洋地”的福建长乐,与郑和下西洋渊源深厚,郑和对长乐的历史有深远的影响,对长乐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在一定历史阶段有促进作用,今天的长乐人应在深入挖掘郑和文化做文章。[68]在泉州,2010年7月11日,两百多名来自国内外航运、港口、渔业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了“郑和航海学术论坛”,围绕“海上丝绸之路与闽台交通、海洋、城市合作发展”的主题,阐述两岸在航海、海洋及其他相关领域的成功经验,探讨闽台两地交通、海洋、城市合作发展前景。[69]

(三)学术文化视野下的郑和

近十年来,郑和研究经过了辉煌和寂静,各地、各领域的有识之志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加以审视。江苏省郑和研究会在2010年12月份召开了一次“常态时的郑和研究”学术研讨会,适时指出当下郑和研究的现状、面临的任务及今后的发展,继续发挥郑和研究的组织者和引领者的作用。[70]季士家、马光汝分别撰文总结了郑和研究的历程、取得的成就及面临的崭新局面。[71]

2002年成立的“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会”,在2008年改选之后,于次年更定为“北京郑和与海洋文化研究会”。该会致力于组织、宣传和研究郑和及其时代、郑和下西洋及海洋文化等工作。[72]

海外学者一直是研究郑和的重要群体,一些学者也注意对他们的学术经历进行回顾,以利于推进海内外郑和研究的开展。耿昇介绍了百余年来法国汉学界的在郑和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法国汉学界研究成果颇丰,人才辈出。代表者有三:一是伯希和和他的《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二是多米尼克`勒列夫尔(Dominique Le livre)和他的《启蒙之龙:15世纪初叶明朝的远航》,三是彼埃`格马拉(Pierre Gamarra)的历史小说演义性着作《海军大将军郑和的生平与传奇》。当然,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现在缺乏全新的资料,档案文献的挖掘已经相当彻底了。在此基础上再深入一步,确有困难。只有中国与外国同行的共同努力,才会将此项研究向前推进一步。[73]施存龙介绍了对自己参与美国郑和读书会、北美郑和会的活动情况。2009年9月,首届华人郑和论坛在台北举办,刘达临介绍了这次论坛的收获及“后郑和庆典活动之展望”。王健介绍了与会代表考察台湾与郑和及航海文化相关的博物馆遗迹。[74]

在专题学术文化的研讨方面。席飞龙撰文《郑和宝船研究的进展》,全面回顾了百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对郑和宝船研究的进展。陈平平认为,民国九年蔡东藩所着《明史演义`郑中官出使外洋》长期以来被郑和研究学界所忽略。郑自海、马光汝撰文《专访古船模专家韦文禧》等。[75]

此外,就当下及未来郑和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出路,学界有识之志多有思考。罗宗真撰文《关于郑和研究的一些思考》,丁波撰文《郑和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张业希撰文《太仓纪念郑和下西洋活动的回顾》。[76]

三、结语

回顾近十年的郑和研究,笔者愚见:

郑和是至今仍在发挥重大影响的历史名人,以郑和为话题所引发的无限感慨类文章是郑和留给后人思考的凭借,这类研究是从当时国际和国内大的背景出发,反思郑和及其时代、后郑和时代的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发展轨迹,赋予了郑和研究以新奇的思路。

研究者应有扎实勤奋的治学精神,有公正严谨的思辨思想,以科学发展的服务思想,才能够推进郑和研究,弘扬郑和精神。以《郑和研究》为平台,集中研讨郑和研究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方式是可取的,成效是显着的。关注郑和的社会各界人士既要各司其职,又要相互协作;既要恪守原则,又要取长补短。惟如此,才能弘扬郑和文化精神,才能促进郑和研究的良性发展。

不同专业学科和不同语境之下对郑和的多角度研究,应该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避免细枝末叶式、似是而非的浮想联翩。

[1]【作者简介】彭勇(1970年—),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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